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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咸国经济环境的特殊性与工业生产促使市场自我调整自我修正，不断出现新的事物，百里燕严重低估了新鲜事物的出现速度，而经济、工业、社会的发展打破了历史跨度，进而将几百几千年的事物，被压缩到短短几十年乃至几年内上演。

    契押现象最早出现在十至十一年前，至于是谁先开的头，已经无据可靠，但经过长期孕育发展，契押行为渐形成市场默认的规则，最近两三年内趋于成熟，并有了行业自己的交易规则和暗号，强行的弹压和禁绝，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，也不符合市场客官规律。

    既然已经开了头，籍此开立期货以解决市场矛盾，将私下的走货与倒卖，变成市场机制，将倒卖差价的空间，挤死在期货市场，不仅打击了倒卖货物扰乱市场秩序，还将中间的利润尽数收入国库囊中，说起来也还是权贵和商人自己作死。

    至于公廨，当下是没有这一概念的，最早见于隋唐“公廨本钱”一说，既官府出资投入市场参与商业活动，或是放贷，籍此获取收益，是最早的国有资本参与放贷与商业运营活动雏形。

    咸国钱坊出现之前，并无官方借贷之说，官方借钱多以进贡与协商认捐为主，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归还本金，但往往会在某些利益层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以换取贵族的妥协。

    私下里，民间借贷管叫做“孕息”，借贷的利率起点就是百分之五十，百分之百，甚至更高的利息也是普遍现象。

    按道理，钱坊既承担银行职责，开放有贷款业务，民间的不良贷款和高利贷应该得到遏制，然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。

    首先钱坊只对拥有咸国户籍的个人放贷，这其中又分两类，一类是地方常驻人口，第二类是流动富人。前者以平民，尤其是农民恢复基本农业生产为主，籍此稳定社会治安和民情，后者以中小手工业者为主，其他阶层贷款多有限制。

    其次贷款的审核周期长短不一，由于农业的特殊性，其中个体农业贷款最快，形势也不限于资金，可以是农具种子和耕牛等等。其他审核周期相对长一些，因此远不如私人借贷随贷随拿来的方便。当然，如果有门路可以直接找轩亭侯乔廉直接划账，那没得说。

    最后，钱坊熬过了初期的创立阶段步入正规后，其国家性和规模性决定了总体具有高额利润率，但单笔业务的利润远不如高利贷，钱坊目前只对外开放半年期、一年期、两年期、三年前存款业务，限额开放四年期、五年期业务。

    以三年期为例，三年期利息百分之四点五，这个利息放在今天算是很高了，然在当下根本不值一提。高利贷的利息高达百分之百，几个月能回本，甚至几天回本，不考虑风险，几乎是一本万利的买卖。而且对权贵而言，放贷的风险要低得多。

    由于钱坊的利息低，更多人愿意放高利贷而不是存钱，即便钱坊有强力的信用保证和国库支撑，但敌不过高利贷丰厚的汇报，尤其是贵族放贷，当下确实没几人敢于违贵族约的，若非战争和政治因素，风险并不高。

    此外，钱坊存款利息以支付金银通宝与实物商品为主，受老百姓好评，却不受贵族欢迎，也是有钱人不愿大量存钱的原因。

    当然，钱坊如果上调存款利息吸纳有钱人存款也可以，但结果只能是抬升钱坊贷款利息，如此与放高利贷毫无区别，扶持农业，维持社会稳定的初衷也荡然无存。

    由于高级资本市场的需求与钱坊设立初衷的目的严重分化，于是高利贷在经济发达地区有很大的地下市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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