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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她走回书桌前，拉开抽屉，拿出一支钢笔和一本记事本。她翻开记事本，在空白页上写了两个字：

    解决。

    “给她一段时间。“蒋菲菲一边说，一边把钢笔帽盖好，“让她以为自己安全了，让她放松警惕。等到冬天，人最少的时候，再动手。”

    “怎么做？”

    “到时候再说。“蒋菲菲把记事本合上，放回抽屉，“你现在要做的，就是继续盯着她。她见了什么人，去了什么地方，说了什么话，我都要知道。”

    “明白。”

    “去吧。”

    办事人点了点头，转身走出了书房。

    蒋菲菲重新坐回椅子上，端起那杯已经凉了的龙井，一饮而尽。

    茶是苦的。但她早就习惯了苦味。

    深秋来得格外早。

    十月底，东乐市就下了第一场霜。城郊的小巷子里，路面上的积水结了一层薄冰，踩上去咯吱作响。沈月裹着那件洗了无数遍已经看不出原来颜色的棉衣，低着头快步走在巷子里。

    她换了一份工作。超市的老板娘嫌她总是心不在焉，把她辞了。她又在城郊的一家小饭馆找了一份洗碗的工作，月薪三百五，包一顿午饭。

    三百五。比超市还少了五十块。但她不在乎。她在乎的是，这家小饭馆离妇幼保健院只有两站公交车的距离。

    每天下班后，她都会坐两站公交车，在妇幼保健院对面的公交站下车。然后她会在人行道上站一会儿，看着医院的大门。

    她不知道女儿现在在哪里。蒋菲菲把孩子带走了，说是要带回蒋家养。沈月不知道蒋家在哪里，也不知道女儿现在叫什么名字。她只知道，那个孩子还在这座城市里，还在呼吸，还在长大。

    这就够了。

    有时候，她会看到年轻的父母抱着婴儿从医院里走出来。每次看到，她的心都会揪一下。她会盯着那个婴儿看很久，直到那对父母走远，消失在街角。

    然后她会转身，坐公交车回她的小屋。

    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。沈月的生活简单得像一杯白开水——上班、洗碗、看女儿、回家、睡觉。她不和人交往，不去任何热闹的地方，甚至连电视都不看。她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。

    她以为这样就可以一直活下去。远远地看着女儿，不打扰，不相认，就这样安静地、卑微地活着。

    她错了。

    十一月十七号，星期三。沈月下班比较晚，小饭馆晚上九点才关门。她收拾完厨房，和老板娘打了声招呼，走出了饭馆后门。

    巷子里没有路灯，只有远处居民楼里透出来的零星灯光。沈月打开手电筒——那是一个很旧的手电筒，光很弱，只能照亮脚下的路。

    她加快了脚步。这条巷子她走了两个多月了，闭着眼睛都不会走错。但今晚，她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。

    身后有脚步声。

    她停下脚步，身后的脚步声也停了。

    她继续走，脚步声又跟了上来。

    沈月的心跳开始加速。她不敢回头，只是攥紧了手电筒，加快了脚步。

    巷子的尽头是一条更窄的小路，通往她住的那条背街。她几乎是小跑着拐进了那条小路——

    然后她看到了。

    小路的前方，站着三个男人。

    他们穿着深色的衣服，站在路中间，像三堵墙一样挡住了她的去路。中间那个最高大的男人点了一根烟，烟头的红光在黑暗中一明一灭。

    沈月停住了脚步。她的第一反应是转身跑，但她刚转过身，就发现身后也站了一个人。

    四个人。

    她被包围了。

    “沈小姐。“中间那个高大的男人开口了，声音低沉而平静，像是在和一个老朋友打招呼，“请跟我们走一趟。”

    沈月的手电筒掉在了地上，光柱在地上晃了几下，灭了。

    “你们是谁？“她的声音在发抖，但她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。

    “我们是蒋小姐的人。“男人说，“她有些事情想和你谈谈。”

    蒋小姐。蒋菲菲。

    沈月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。她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，但她以为至少还有时间——她以为只要自己安安静静地待着，不惹事，不靠近蒋家，蒋菲菲就不会再找她的麻烦。

    她太天真了。

    “我不去。“沈月说，“我没有什么好和她谈的。”

    “沈小姐，“男人弹了弹烟灰，语气依然平静，“我建议你不要让我们为难。蒋小姐说了，请你过去坐坐，聊聊天。仅此而已。”

    “我不信。“沈月往后退了一步，后背撞上了身后那个人的胸口。她猛地往前一冲，想要从三个人的缝隙中冲过去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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